抗战回望28︱《各县巡视工作报告》：山西地方政权工作实态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shènglì)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huíwàng)”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jiāyǐ)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qiánwǎng)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各县(gèxiàn)巡视工作报告(bàogào)》一书，一方面展现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zhōnggòng)合作抗日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部分还原当时山西各地方政权的工作实态。 《各县巡视工作报告》一书由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印，出版(chūbǎn)时间不详，不过(bùguò)根据内容大致可推断这本书出版于1939年(nián)。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简称战动总会、战委会(wěihuì)、动委会等。 随着华北局势的不断紧张，阎锡山(yánxīshān)(yánxīshān)逐渐认识到和中共合作的必要性，他曾指出：“我们(wǒmen)是立在三个鸡蛋上(shàng)跳舞，哪一个鸡蛋也不能踩破。”正因为阎锡山政权(zhèngquán)处于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中，故其(gùqí)因应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身(zìshēn)的政治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bàofā)以后，阎锡山政权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受到(shòudào)压缩，毛泽东即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军政人物“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于是，在牺盟会、新军之后，又一个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的产物——战动总会于1937年成立了。1939年，因阎共关系紧张，战动总会宣告结束。 战动总会的(de)成员由各省政府代表、各战地军队代表、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其中，续范亭（因其身份相对较中立(zhōnglì)，故(gù)为双方共同接受）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方面，则有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等(děng)人任战动总会委员。刘少奇认为，战动总会类似救国会(jiùguóhuì)，“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qúnzhòng)参加(cānjiā)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具体而言，战动总会的任务如下： 运送和招待(zhāodài)伤病人员。 组织战地的侦察敌情(díqíng)、封锁消息、战地准备。 由此可见，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武装(wǔzhuāng)斗争与(yǔ)发动群众(fādòngqúnzhòng)方面，而本文介绍的这本书亦是以巡视(xúnshì)各县的地方武装等工作为主。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其中对地方武装的巡视报告来一窥抗战初期山西的动员实态。 这次(zhècì)巡视工作(gōngzuò)的(de)范围包括保德、河曲(héqū)、偏关、神池、宁武、崞县、朔县、五寨等晋西北八县。在一开头，该书即称“本集内载着地方驻军情况以及我们工作同志的姓名，为了对工作情况更明确的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阅读本集的同志务希特别保守秘密”。此外，该书为油印出版(chūbǎn)，行文多有不通顺之处(chù)，同时夹杂部分山西方言，其中部分历史人物的人名与今天一般通行的人名有出入，不过(bùguò)这些基本上不影响(yǐngxiǎng)阅读，反而体现出这份史料区别于一般铅印并规范出版而传播更广的史料，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作者巡视完八县的(de)(de)自卫队(zìwèiduì)(zìwèiduì)编组、工作情况后(hòu)，认为(rènwéi)八县中五寨工作最好，朔县、保德次之(cìzhī)，以河曲最坏。具体而言，五寨县自卫队合计有3379名自卫队员，稍为次之的朔县自卫队大约有6998人，保德县自卫队合计有3632人，其人数占全县壮丁的三分之二。至于最差的河曲县自卫队，其工作现在则还没有开始，只有了一个计划而已。不过，仅仅(jǐnjǐn)从自卫队的人数来看，并不足以反映各县办理地方武装的好坏，有必要分析各县自卫队的具体工作情况、环境与巡视者本身的个人思想。 就每个县(xiàn)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来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该书在总结中指出，各县武装部长关系自卫队工作(gōngzuò)很大，如河曲(héqū)、偏关武装部长未确定，自卫队工作故而没有开展。回到上述那四个县，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曾在马占山部工作，而其副部长魏怀礼，则为“八路军代表”。值得一提的是(zhídéyìtídeshì)，魏怀礼同时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后为中共七大候补(hòubǔ)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zhōnggòngshǎnxīshěngwěi)常委、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jiǎncházhǎng)、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wěiyuánhuì)书记等职）。稍为次之的朔县，其战动会武装部部长侯绍贵（一名(yīmíng)侯建华）亦为八路军所派出，同时任中共朔县委书记（建国后任湖南、四川两省的地质局副局长(fùjúzhǎng)、省委委员等职）。 保德县该书未指出具体的领导干部，至于河曲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则是(shì)由当地阎锡山所属部队担任，常常随之更换，同时武装部内又没有干事负责自卫队的工作(gōngzuò)。更重要(yào)的是，从前该县征兵是采取硬拉硬派的方式，但却以组织自卫队相号召。到真正要来(lái)组织自卫队时，老百姓自然认为还是欺骗他们去当正规军。由此可见，仅就这四县而言，由中共领导的地方(dìfāng)武装确乎要比其他(qítā)势力领导的地方武装成绩要好。 除了该书认为开展较好(hǎo)的(de)(de)五寨县、朔县以外(yǐwài)，宁武县与神池县(shénchíxiàn)的战动会武装部部长皆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派出(pàichū)的干部。宁武县的地方武装才刚刚开始组建，自然无法比较，而神池县的地方武装表面上来看亦开展较好，但是该书指出，该县自卫队的十七名中(zhōng)队长（每主村一个，当时山西有单独一个村庄(cūnzhuāng)组成一个行政村的，也有数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其中主要的村庄为主村，附属的村庄为附村）中，农民很少(hěnshǎo)，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该书认为他们工作热情不够，自己不参加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只是检查小队长的训练工作。故而对这些人应该要建立很好的巡视检查制度，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不堪造就的干部应不客气地加以淘汰(táotài)。 神池县的(de)这一缺点未必不是(shì)事实，不过这里对成分的强调与对知识分子相对的不够信任，同时并(bìng)反映出了这份报告撰写者自身的中共背景。该书撰写者的这一背景，是否会使之在评述各县地方(dìfāng)武装工作(gōngzuò)时偏袒由八路军(bālùjūn)领导的一方呢？如上所述，开展工作最好(hǎo)的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并非八路军，而另外由八路军领导的宁武县与神池县也(yě)并非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份，故而这一可能性较小。值得一提的是，战动总会作为中共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组织，事实上“同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党的机关隐蔽在战动总会和各级动委会之内，许多县、区党的书记就是县、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zǔzhībùzhǎng)。”前述魏怀礼(wèihuáilǐ)、侯绍贵二人即可作为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脚。 组织机构方面，每个县自卫队各有(yǒu)一定差异。保德县自卫队的小队长由队员中(zhōng)(zhōng)选举(xuǎnjǔ)，大部分是农民(nóngmín)，退伍军人(rén)占少数。各区战动会武装部长则(zé)差不多都是兼职工作，影响(yǐngxiǎng)工作的开展。神池县自卫队则分成青年队(qīngniánduì)（16-25岁(suì)）、壮丁队（25-35岁）、担架队（35-45岁）。其中，每村有二十副担架，锄奸工作方面，主村有锄奸队员10-15人，附村有锄奸队员3人。朔县自卫队分为4个支队（区）、18个大队（新主村）、49个中队（旧主村），其所有干部中，脱产干部共计139个，可见队伍的庞大。五寨县自卫队则分为3个大队（区）、17个中队（主村）、55个小队、257个分队，担架队则有1570名队员，417付担架。此外，该书认为各县基本都没有把(bǎ)会议、报告、巡视等制度很好的建立起来。 偏关(piānguān)抗日游击根据地略图 工作与训练(xùnliàn)方面，保德县自卫队(zìwèiduì)的放哨制度瓦解，其日常训练中，军事(jūnshì)与政治两方面的训练不能联系起来，而太偏重军事方面。偏关县自卫队，则由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下乡整理自卫队的组织，同时(tóngshí)训练自卫队，但是因为(wèi)是流动性的（每村住一天），事实上起的作用并(bìng)不大。全县每个角落都有自卫队的空架子，但只有两个村子(cūnzi)进行过训练的工作。并同样重视了军事，忽视了政治。神池县自卫队每星期训练一次，为时一天，然而该书认为时间太长，而以二、三小时为宜。 朔县自卫队以村为单位进行训练(xùnliàn)，每三天一次，每次(měicì)一小时，早为军事，晚为政治。中队（旧主村）十天集训一次，大队（新主村）半个月检阅一次。每个月县战动会武装部工作员下乡(xiàxiāng)一次。工作方面，比较突出的(de)(de)是，经过自卫队干部的政治说服，他们(tāmen)曾用四天的工夫便使150名逃兵归回原队，1939年8月初则(zé)运送伤兵166名。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每月(měiyuè)下乡视察工作，训练是以小队为单位，五天一次，每次两小时，军事、政治各半，每星期中队（主村）集训一次。崞县自卫队，则在训练方面缺少军事教材。 五寨县自卫队(zìwèiduì)武器清单 经费(jīngfèi)与武器(wǔqì)方面，神池县自卫队(zìwèiduì)，县政府以未接到命令为(wèi)由，未发给自卫队干事津贴。宁武县自卫队在制造武器方面，由战动会负责(fùzé)搜集烂铁，工钱则由区公所负责。五寨县自卫队，则由村战动会、村公所负责制造梭镖，村战动会负责向(xiàng)富户筹措武器制造经费，自卫队的其他经费则由县政府负责。崞县自卫队的武器制造经费由区公所担负。由此可见，就这几个县份而言，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尚属融洽并密切，不过，战动会工作的开展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程度各地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异，由此自然进一步影响(yǐngxiǎng)到了(le)各地地方武装的组建。 《民族(mínzú)革命战争战地(zhàndì)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指出：“举凡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zhī)下的各县区村一切(yīqiè)战时动员工作，统由各级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各级政府应积极协助，不得阻抗或破坏。”“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各县政府(xiànzhèngfǔ)、区公所、村公所应服从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就此而言，各级政府理应支持战动会的工作，但是在现实中多少会出现(chūxiàn)一些插曲。 据薄一波(báoyībō)回忆，“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105个县(xiàn)中，有70个县的县长(xiànzhǎng)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仅就上述几个县来说，崞(guō)县的县长本由阎锡山派出，后为动委会、牺盟会发动(fādòng)群众运动(qúnzhòngyùndòng)所赶走，并替换上了中共一方(yīfāng)的县长。此外，宁武县、五寨县其时的县长则并非共产党员，而忠于阎锡山政权(zhèngquán)，但是战动会与这两个县的地方政府关系仍属融洽。这一方面离不开中共对县长的统战工作(gōngzuò)，另一方面即便阎锡山派出的县长不与战动会合作，战动会也可通过掌握基层的区、村政权进而将其架空。这两个县份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故而，战动会在地方上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存在——程子华甚至指出，战动总会作为半(bàn)政权性质的机构(jīgòu)，“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 《民族革命战(zhàn)(zhàn)争战地(zhàndì)总动员委员会(wěiyuánhuì)工作(gōngzuò)纲领》亦规定各地驻军不得妨碍战动会的工作——“战区各部队得在总计划之下向各级战委会提出要求，但不得干涉动员事务。”“战地各军应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各种必要之帮助(bāngzhù)。”“战地各军队如对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不得擅自干涉。”但是(dànshì)，与前述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相比，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只会出现更多的偏差。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前，晋西北(jìnxīběi)各县的(de)政权多数在(zài)阎锡山手中，并且亦有相当数量的驻军，如五寨、宁武、保德、偏关一带即驻有何柱国的部队，在数量上则(zé)大大超过八路军驻在晋西北各县的部队。该书指出，偏关县此时驻扎的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军纪较坏，使得当地民不聊生。尽管该地战动会的工作人员配备较强(jiàoqiáng)，但因军队骚扰，工作不易开展(kāizhǎn)。 这尽管亦(yì)折射了(le)战时国军的军地关系、军政关系，不过在(zài)抽象的军地关系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阎锡山政权无法接受其他(qítā)势力对自身权益的侵占，亦即本质上是派系冲突。于是(yúshì)，战动会自然也将随着阎共关系的恶化而走向终结。阎锡山与中共经历了这三四年的合作后，孰胜孰负，以及一方获利、另一方得不偿失的理由，多少也能从这本书中找到(zhǎodào)答案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xīnwén)，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